靖学青:长三角16城市利用FDI业绩和潜力比较研究

2018-08-23   作者: 靖学青 点击量: 45 

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由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发展条件以及国家的鼓励政策,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进入我国,其中长三角是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之一。FDI进入弥补了地区资金缺口,带来了先进梦之城三分彩计划和管理经验,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开拓了外贸出口网络和渠道,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000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实际利用FDI超过100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4,2006年突破300亿美元,占全国的1/2,2008年又突破400亿美元,在全国占比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达到约44%。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无疑在利用外资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其所包括的16个城市利用外资的水平却很不平衡。为了客观地评价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利用外资的业绩和潜力,本文借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UNCTAD,2002/2003)采用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评价方法,并参考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2][3],对长三角16个城市利用FDI业绩和潜力进行计量分析,以便于各城市在吸引外资工作中准确定位,为各城市根据其实际情况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和策略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评价方法

根据UNCTAD“业绩指数”的涵义和测算方法,长三角16个城市利用FDI的业绩指数可用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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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JZSi为第i个城市利用FDI的业绩指数,FDIi和FDII分别为第i个城市FDI流入量和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FDI流入量合计,GDPi和GDPI分别为第i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和长三角16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如果某个城市的业绩指数大于1,表明该城市吸收了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更多的FDI,即引资业绩突出;如果业绩指数小于1,则表明其吸收的FDI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即引资业绩低下。

根据UNCTAD“潜力指数”的涵义和测算方法,长三角16个城市利用FDI的潜力指数可定义为对一个城市吸引FDI可能产生影响的若干个经济变量得分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反映了该城市吸引FDI的潜力和竞争力。

UNCTAD潜力指数采用了8个变量,本文根据研究目标剔除了“国家风险”变量,原来的“人均商业能源支出”变量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代替,“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量用“各类专业梦之城三分彩计划人员数占总人口比重”代替,而“R&D支出”变量及其可能替代的指标由于数据难以获得,只好舍弃,但增加“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变量。最终确立了7个变量,作为计算和衡量某城市利用FDI潜力的构成要素,分别为:①人均GDP:代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决定了该城市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规模和档次,通常FDI偏好于进入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规模大的城市或地区。②GDP增长率:代表城市未来的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通常FDI偏好于进入经济活跃、经济成长性好的城市或地区。③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代表城市对外开放和经济国际化的程度,通常FDI偏好于进入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城市或地区。④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代表城市居民的实际商业消费水平,通常FDI偏好于进入实际消费水平高的城市或地区。⑤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代表城市劳动力成本的大小,这是一个负向变量,通常FDI偏好于进入劳动力成本较小的城市或地区。⑥各类专业梦之城三分彩计划人员数占总人口比重:代表城市劳动力素质的高低,通常FDI偏好于进入劳动力素质较高且规模较大的城市或地区。⑦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该变量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用指标“公路密度”即“境内公路里程长度除以土地面积”表示,另一个是通讯发展水平,用指标“百人拥有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和“百人拥有电话用户数”表示,通常FDI偏好于进入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或地区,原因是可以节约贸易成本[4]

①、②、③、④、⑥、⑦是正向变量,其得分的分值计算公式为:

 

⑤是负向变量,其得分的分值计算公式为:

 

在式(2)和(3)中,Scoreij代表城市i第j个变量的得分,Zij代表该城市的第j个变量值,Zmax(ij)和Zmin(ij)分别代表变量j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按公式(2)和(3)计算,变量数值最小的城市得0分,变量数值最大的城市得1分。一个城市利用FDI的潜力指数,就是该城市上述7个变量分值的算术平均数。其中,第⑦个变量将三个指标综合在一起的方法是:计算“百人拥有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变量的得分和“百人拥有电话用户数”得分的算术平均数,得到“通讯设施装备水平”得分,然后再与表示“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公路密度”得分计算算术平均数,就得到表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得分。

二、利用FDI业绩比较

为了消除各个变量短期异常波动而导致的结果误差,本文采用三年期平均值进行测算和比较。2000~2002年为一个时段,称之为“基期”,2006~2008年为另一个时段,称之为“报告期”。根据公式(1),计算这两个时段长三角16个城市(含所辖县和县级市,下同)利用FDI的业绩指数,如表1所示。业绩指数以及下面潜力指数计算的基础数据来自各相关年份的《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从表1可以看出各个城市利用FDI业绩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第一,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整体)利用FDI总体业绩上升。与基期相比较,报告期长三角16个城市中有11个城市业绩指数得到提高,提高的城市比例接近70%,16个城市业绩指数合计由12.4098提高到12.2474,上升率约为23%。

第二,各城市间利用FDI发展水平不平衡,但不平衡程度在降低。在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两个研究时段中,业绩指数大于1即引资业绩突出的城市分别只有5个和6个,比例约在30%~40%之间,而60%以上城市的业绩指数均小于1,引资业绩低下。不过,相对于基期,报告期各城市之间业绩指数差异明显缩小。2000~2002年业绩指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5721(苏州)和0.1151(舟山),极差为2.457,极差率为21.365倍,16个城市业绩指数的变异系数为0.776;2006~2008年业绩指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7424(南通)和0.2483(台州),极差为1.494,极差率缩小到6.024倍,变异系数缩小到0.394。

第三,苏州、常州利用FDI业绩指数有所下降,但排名仍然靠前,台州、舟山、绍兴、泰州和杭州利用FDI业绩明显上升,但排名仍然靠后。与基期相比较,报告期苏州、常州利用FDI业绩指数下降了,但仍然大于1,引资业绩突出,排名在前四位之内;台州、舟山、绍兴、泰州和杭州利用FDI业绩指数上升均超过100%,但仍然小于1,引资业绩低下,排名在最后6位之内。

第四,南通、扬州、嘉兴、湖州利用FDI业绩上升明显,其中南通上升最快;南京、上海、无锡利用FDI业绩趋于下降,其中南京排名下降最大。与基期相比较,报告期嘉兴、湖州利用FDI业绩指数上升接近1倍,由小于1变为大于1,业绩评级由低下变为突出,排名上升了4位和5位;扬州利用FDI业绩指数上升了2倍多,排名上升了5位;南通利用FDI业绩指数上升了接近5倍,由远小于1变为远大于1,排名由第14位上升到首位,上升了13位,是16个城市中业绩提升最快的城市。与基期相比较,报告期南京、上海、无锡利用FDI业绩指数均由大于1变为小于1,即由业绩突出变为业绩低下,排名分别下降了5位、10位和6位。

三、利用FDI潜力比较

潜力指数的计算仍然沿用两个时段的平均值,但是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某些变量基期的时间区间有所变化,其中“公路密度”的时间区间改为2001~2003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时间区间改为2002~2004年,其他5个变量的时间区间仍然为2000~2002年,报告期各变量的时间区间不变仍然是2006~2008年。显然,这样的细小改动对潜力指数及其比较分析的影响不大。根据公式(2)和(3),本文分别计算了基期和报告期长三角16个城市利用FDI的潜力指数,如表2和表3所示。两表显示,长三角16个城市利用FDI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长三角地区(16城市整体)利用FDI的总体潜力进一步提高,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得到加强。基期和报告期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利用FDI潜力指数合计分别为6.419和6.877,报告期比基期上升了约7%。

第二,利用FDI潜力指数较大且排名靠前的城市,例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潜力指数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其他城市尤其是潜力指数较小且排名靠后的城市,例如南通、扬州、泰州、湖州、绍兴、舟山潜力指数上升比较明显;因此,导致各城市之间利用FDI潜力的差异缩小,但是差距仍然存在。与基期相比较,报告期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潜力指数出现了下降,但下降率均未超过20%,南京下降率最大为-19.47%。南通、扬州、泰州、湖州、绍兴、舟山潜力指数呈现强劲上升势头,上升率均超过20%,其中前5个城市潜力指数上升率超过40%。基期业绩指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700(苏州)和0.215(湖州),极差为0.485,极差率为2.256倍,16个城市业绩指数的变异系数为0.3900。报告期业绩指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94(苏州)和0.274(台州),极差为0.420,极差率缩小到1.533倍,城市之间潜力指数变异系数缩小到0.2328。

第三,各城市在基期和报告期的潜力指数排名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排名顺序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根本改变。基期潜力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例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等,报告期排名仍然靠前,基期潜力指数排名靠后的城市例如南通、扬州、泰州、镇江、绍兴、舟山、台州等,报告期排名仍然靠后。引人注目的还有:排名靠前的南京潜力指数下降率相对较大,排名下降位数也较大,而同样排名靠前的宁波和杭州潜力指数则是上升的,排名也上升了。

第四,一些城市潜力指数构成要素得分的排名与其潜力指数的排名不完全一致,有些差距还比较大,这种现象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潜力指数排名靠前城市的一些构成要素得分排名明显靠后,另一种是潜力指数排名靠后城市的一些构成要素得分排名明显靠前。在报告期,上海的潜力指数排名靠前是第2位,但“GDP增长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两个要素得分排名靠后,均为第16位即最后一位,苏州、无锡和宁波潜力指数排名靠前,分别是第1位、第4位和第3位,但“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要素得分排名靠后,分别为第9位、第13位和第10位,台州的潜力指数排名靠后是第16位即最后一位,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要素排名靠前是第4位,南通、扬州、泰州潜力指数排名靠后,分别是第12、第13和第15位,但“GDP增长率”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要素得分排名靠前,均在前四位之内。可见,上海、苏州、无锡和宁波等利用FDI潜力较大城市的劣势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较高,上海经济增速慢也是不利因素,而南通、扬州、泰州等潜力指数较小城市的主要优势是经济增长活力大且劳动力成本低廉。

四、利用FDI业绩与潜力的交叉分析

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只能反映问题的一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城市利用FDI的实际成效,后者反映的是城市利用FDI的能力和竞争力。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分析和比较,则更有意义,更能够得到政策性启示。

梦之城娱乐平台网站以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的中位数为界对长三角16个城市进行划分,大于和小于业绩指数中位数的城市各有8个,大于和小于潜力指数的城市也各有8个,分别冠以“高”和“低”的评级,这样可以将16个城市归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均大于中位数,业绩和潜力评级都是“高”的城市,称其为利用FDI的“领先城市”。第二种是业绩指数大于中位数,业绩评级为“高”,但潜力指数小于中位数,潜力评级为“低”的城市,称其为“超潜力发挥城市”。第三种是业绩评级为“低”,但潜力评级为“高”的城市,称其为“未发挥潜力城市”。第四种是业绩和潜力的评级均为“低”的城市,称其为利用FDI的“落后城市”。根据这样的定义,参照表1、表2和表3,得到长三角16城市利用FDI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交叉归类的情况,如表4所示。分析表4,梦之城娱乐平台网站可以看出:

 

第一,基期和报告期两个时段各城市利用FDI业绩和潜力的分布明显不同,可以讲是格局大变。基期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排序一致的比例较高,报告期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排序不一致的比例较高。在基期,引资业绩和潜力评级“双高”和“双低”即“领先城市”和“落后城市”的数目总共12个,占城市总数的75%,引资业绩和潜力“一高一低”和“一低一高”即“超潜力发挥城市”和“未发挥潜力城市”的数目占总数的25%。但是,到报告期,引资业绩和潜力“双高”和“双低”的城市数目合计减少为6个,比例减少到不足40%,而引资业绩和潜力“一高一低”和“一低一高”的城市数目则增加到10个,比例上升到60%以上。这说明:在基期引资潜力大的城市利用FDI的成效也大,引资潜力小的城市利用FDI的成效也小,利用FDI的业绩依赖于引资潜力,但到报告期引资业绩与引资潜力的相关性明显减弱。经计算,16个城市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的相关系数在基期为0.805,显示的是显著正相关,到报告期该系数下降到0.354,显示的是相关关系不显著。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利用FDI正在发生重大转折,即很可能是FDI在空间和行业等方面的结构性调整。

第二,基期上海、南京和宁波等3个“领先城市”到报告期变为“未发挥潜力城市”,南通和扬州等2个“落后城市”变为“超潜力发挥城市”,嘉兴由“未发挥潜力城市”变为“超潜力发挥城市”,湖州虽然在两个时段的综合评价均为“超潜力发挥城市”,但是超潜力发挥的程度显著提高。这说明FDI在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分布趋于扩散,逐渐分散到二线城市,而不是一直集中在引资潜力较大的一线城市。上海、南京和宁波在长三角地区是处于一线的省级和副省级经济中心城市,他们利用FDI的业绩指数趋于下降,而南通、扬州、嘉兴和湖州等二线城市利用FDI业绩明显上升,FDI在长三角地区扩散分布的趋势十分明显。FDI扩散到二线城市的特征或者条件:一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二是与一线中心城市距离较近或者交通便捷。南通隔长江与上海毗邻,苏通长江大桥和沪崇-崇启隧桥交通工程竣工后,与上海的交通十分方便;扬州与南京毗邻,润扬长江大桥通车和沪扬(上海-扬州)火车直达后,与上海的交通联系明显改善;嘉兴、湖州与上海、杭州地域邻接,嘉兴还位于沪杭交通干线上,与上海交通联系均十分方便。而且,这四个城市劳动力成本低廉,“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得分排名分别为第4、第2、第3和6位。这两个特征或者条件缺一不可,泰州虽然劳动力成本也很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得分排名第1,但与一线中心城市的交通联系便捷程度相对较差,因此引资业绩明显逊于南通、扬州、嘉兴和湖州。

第三,苏州、无锡和常州等三个城市利用FDI状况在基期和报告期没有变化,均保持“领先城市”的地位,泰州、舟山和台州等三个城市利用FDI状况在两个时段中也没有变化,仍然都处于“落后城市”的状态,杭州和镇江在两个时段均分别保持“未发挥潜力城市”和“超潜力发挥城市”不变。这说明:在利用FDI的发展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在经历变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变。苏、锡、常三市吸引外资的综合条件较好,与中心城市邻接或者交通十分便捷,保持“领先”地位不变在情理之中,泰、舟、台三市虽然有个别变量得分排名靠前,但综合条件较差,更主要的是与一线中心城市交通便捷程度不及南通、扬州、嘉兴和湖州等城市,继续处于“落后”地位也不意外。需要指出的是,杭州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副中心的一线城市,利用FDI成效欠佳,值得深入思考,可能与其城市发展定位(如不宜重点发展重型制造业)和综合条件还不是十分优越(基期和报告期其潜力指数分别排名第7和第(6)有关。

五、政策建议

第一,根据引资潜力和引资业绩及其交叉结合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适宜的利用FDI政策和措施。作为利用FDI一直保持“领先城市”的苏州、无锡和常州,需要保持竞争优势以巩固吸引外资的强势地位。作为由“领先城市”变为“未发挥潜力城市”的上海、南京、宁波,需要消除瓶颈因素,提高招商引资效率,在利用FDI上再续辉煌。作为由“落后城市”变为“未发挥潜力城市”的绍兴和一直是“未发挥潜力城市”的杭州,需要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调整引资策略和方向,力争变引资潜力优势为业绩优势。作为“超潜力发挥城市”的镇江、南通、扬州、嘉兴和湖州,需要进一步改善引资条件和增强引资潜力,以期保持利用FDI的良好业绩。作为一直处于引资“落后城市”状态的泰州、舟山和台州,应在加大引资力度和增强引资潜力的同时,想方设法改善与一线中心城市交通联系的便捷程度,以此变区位劣势为区位优势,逐渐提高利用FDI的业绩水平。

第二,发挥比较优势,明确吸引外资的重点和主攻方向。上海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较大、经济外向度高、基础设施好,吸引外资的“木桶短板”在于劳动力成本高、商务成本高,因此利用FDI的重点应放在以金融保险和梦之城娱乐平台网站管理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梦之城三分彩计划项目上。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城市吸引外资的综合条件较好,而且引资规模较大、基础好,利用FDI的重点应放在各种先进制造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上。南通、泰州、湖州、台州等其他9个城市虽然利用外资的综合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他们具有各自吸引外资的优势因素,有的城市劳动力成本低廉,有的城市毗邻中心城市或者地处交通主干上,区位优势突出,有的城市经济发展快、经济活力大,有的城市居民实际消费能力较强,有的城市经济外向度较高,有的城市基础设施较好,实际上有些城市兼有上述两项甚至多项优势,这些城市利用外资的重点应放在一般性制造业、农业、旅游业等方面,特别要重视接受外资从上海等一线城市转移出来的二次投资。总之,各城市之间在利用FDI上应当加强协调,发挥比较优势,有所侧重,否则过度竞争对各方都不利。

参考文献:

[1]杜思霖,周升起.山东省17地市利用FDI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5):60-64.

[2]葛顺奇,郑小洁.北京、上海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03(7):23-27.

[3]吴立广.广东省21地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J].南方经济,2005(3):61-63.

[4]黄肖琦,柴敏.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6(10):7-13.

【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